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为跨文化比较分析，一为实地调查。早期的人类学家大都依据航海者、探险家、传教士记述的民族志材料，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至19世纪末，人类学家开始注重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在这方面，美国的F.博厄斯、英国的B.K.马林诺夫斯基等曾做出重要贡献。实地调查已成了文化人类学获取资料的基本途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也比过去更加严密完善，开始普遍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处理民族志资料。

文化人类学在破除迷信，帮 助人们摆 脱 神 学思想束缚，客观科学地认识自己的行为，消除民族偏见，增进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促进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等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

“部落自然法”就是各民族之间共同普遍的原则。维柯按照“本性即生育”的原则，考察了地中海沿岸民族的原始文化，从中发现了三个表现在不同民族历史中的共同普遍原则：宗教、婚姻制度、丧葬制度(相当于我国“周礼”中的祭礼、婚礼、葬礼)。维柯认为，宗教、婚姻、丧葬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共同来源，是人类进入文明状态的标志，是人和动物相区别、人之为人的主要特点。这三大来源体现了人类共同遵守的“部落自然法”,由一切人所分享的自然理性所规定的、自发的和必然如此的习俗或倾向。这种“部落自然法”就是宗教、婚姻、丧葬等“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一致观念”的“共同的真理基础”，就是由人类起源方式所决定的共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