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猫》读起来平淡朴实，其实正是作家刻意“淡化了传统小说中的二元对立模式”（人和命运的二元对立），《猫》中出现的则是人和猫的命运之间的关系，只是将叙事内容采用散文化的写法创作而已。“猫”是动物，“我”是“人”。可以这么说，当人和动物对立的时候永远都要比人与人对立起来更能看到真实的“人性”，而且看得更真切。

　　比如第一只猫“很活泼”，“我”看着三妹逗猫玩的融融泄泄的生活情景“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当猫无故病死后“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并为之“酸辛”；当第二只“更有趣，更活泼”的猫在周围邻居冷漠的观望中被那些“过路人”捉走后就“怅然”、“愤恨”、“诅骂”，在这段生活经历中展示的“我的人性”充满爱心，表现得十分宽容、温馨、善良和光明。然而在“芙蓉鸟事件”发生后的“我”，不仅只凭主观猜测“妄下断语”，面对猫这个弱小、可怜的动物“怒气冲天”、“拿木棒追打”、“心里还愤的，以为惩戒的还没有快意”，人在动物面前恃强凌弱，则充分暴露了人性中凶恶、冷酷、残暴和阴暗的一面。不过，当“我”明白这只丑猫并非是罪魁祸首后，良心受到了谴责，就开始对“无人性”（人性的阴暗面）的言行表现加以痛心疾首地批判，作为自己“心灵救赎”的“急救包”，则象征着人性中“公正”和“正义”的觉醒。正如孟子在《鱼我所欲也》里说的：“（本心：天性）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又是光明的人性的回归，唱响了一曲人性的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