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产生与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农民分化紧密相关。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农村社会危机催生了农村社会学的诞生，它旨在理解农村、协调城乡利益。农村社会学的形成路径多样，包括政府调查、专家参与、学者研究等多个方面。政府通过西奥多·罗斯福、贝利的农村调查，胡佛聘请专家开展农村调查等措施，学者则在《社会研究导论》等著作中深入探讨农村社会现象，为农村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广泛，包括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研究不仅关注农村社会问题，还探讨农村个人如何适应社会环境，以及农村社区内部的组织、群体与心理。农村社会学与普遍社会学、农业社会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是多元学科相互影响、融合的结果。

在中国，农村社会学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层面，它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农村社会结构与运行规律，推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实践层面，它为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提供了途径，为农村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此外，农村社会学还为城乡关系提供详实资料，为农村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对大学生村官服务农村社会建设也有积极作用。

农村社会性质的讨论与研究方法选择，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展开，经过论战，形成了不同学派的观点，最终指出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并未资本主义化。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定县和邹平模式展示了中国学者在农村建设方面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参与者背景多样，既有留学经历的学者，也有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家。

农村经济的概念涵盖了农业生产、工业、商业、金融等多领域，特征鲜明，强调农民和农村组织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农村经济理论与实践层面，施坚雅的市场理论、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费孝通的“农工相辅”理论提供了不同视角。农村经济制度的概念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关系和规范体系的构建。

农村工业化的概念强调非农部门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形成社区性、历史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三种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各具特色，新苏南模式的转型进一步体现了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农村城镇化在空间分布、机制驱动等方面展现出其特征与机制，内生性与外生性机制共同作用于城镇化进程。

农村社会分层特征包括农民阶层分化导致就业多样化、农民阶层分化的程度、不稳定性等。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状况的变化，从阶级与阶层分析、集体化时期的组织与平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产权身份阶层制、职业阶层系列与工作生活社区等方面进行探讨。农民工概念定义了户籍身份、职业与收入来源等特征，农村社会流动在三个时期经历了正向流动、反向流动与改革开放后的变化，流动原因涉及农业经济体制变革、政策改革、城市生活方式示范等。

农村政治的发展背景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进紧密相关，包括经济利益结构的变革、国家与居民相遇方式的变化、农村秩序的失衡与基层组织的涣散等问题。村民自治内容涉及民主选举、决策、管理与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关系、自治权的异化、村委会职能关系等问题。在“乡政村治”关系中，平衡与契合是关键，但实践中面临复杂矛盾。

农村组织的功能包括促进效率、整合社区、协调个体与国家、监督公共部门行为等，民间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具有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与自愿性特征。农村宗族组织的复活与社会影响分析，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共同作用，其积极作用包括促进互助合作、协调关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但也存在消极影响，如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基层政权、滋生落后意识、增加农民负担等问题。

农村文化是农民为主体，建立在特定农村社区的文化，反映农民的文化素质、价值观、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等深层心理结构。它包括大传统与小传统、民俗与民间文化等概念，强调农民是农村文化的主体，农村社区是载体，农村生产方式是底色。农村文化在传承与变迁中，对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涉及语言、信仰、节日、习俗、艺术、教育等多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