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结构问题

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排放污染物，并且污染物的结构处在变动之中。Arrow指出收入上升过程中一些污染物排放减少只反映出污染结构的变化，一种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往往与其他污染物排放增加并行，EKC难以解释这一问题。发达国家伴随着环境规制加强和技术创新，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下降了，但废物混合体从硫磺、氮氧化物转向了二氧化碳和固体废物，因而总污染排放仍然很大，人均污染排放并未下降，降低一种污染物的努力会加剧其他污染问题。

非收入因素对污染的影响

针对EKC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带动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强化，批评者提出一些清洁技术和环境规制加强的压力也可能来自外国，因而与本国的收入无关。一国环境质量也会受制于邻国的污染状况，特别是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等污染物易于在相邻国土间传播，从而淡化了环境质量与本国收入的关系。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异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存在污染与收入间的EKC关系，那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H-O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专门生产其丰裕要素（劳动与自然资源）密集的产品，发达国家专门生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密集的产品，即发展中国家集中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而发达国家专门生产清洁产品和服务密集型产品。一些资料表明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生产下降的同时，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并未同幅下降，说明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并非同步，发达国家环境改善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环境恶化部分反映了这种国际分工。在特定条件下，污染密集型工业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后者成为“污染避难所”，促成了前者在收入上升过程中改善环境质量。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在强化其环境规制时，也无法将污染产业转移出去，将面临严峻的污染挑战，难以在收入水平提高后改善环境。因此，世界范围的污染并非下降了，只是转移了。

为此运用EKC解释现实时，针对污染结构的变化，避免仅考察单一污染物，应建立污染物指标体系以综合考察所有污染物的变动轨迹；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研究对象，考察发展中国家环境-收入关系的核心影响因子。

对EKC的批评还包括其他方面，如消费的外部性和努力改善环境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效，难以在收入提高后改善环境；从一些国家一年或多年的污染-收入静态关系中推出适用于每个国家污染排放与收入的动态依存关系，是不恰当的；收入水平提高后社会增加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但现实收入水平尚未能大幅提高环境质量需求，从而达到EKC转折点，即使美国的高收入家庭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也不足以使环境质量达到EKC转折点；而且自然资源退化与人均收入间呈正相关，EKC不能说明不可逆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等，EKC的合理性受到质疑[26]。这些对EKC的批评丰富了环境-收入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呈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