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5年，刘邦在平定南诏国叛乱的过程中死去，给吕后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

邦刚刚死去，吕雉就收到北部邻居匈奴的一封国书。在国书中，匈奴的单于冒顿轻佻地向吕后求婚：“我虽然是生长在牛马群中的粗人，也曾数次游历(抢劫)中国。听说你们的皇帝刚刚死去，你现在成了寡妇，恰好我也是单身，不如我们互通有无吧(嫁给我吧)。”面对这封带有羞辱意味的国书，吕雉这位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只能忍气吞声。她知道，帝国经济根本不能支撑对匈奴的战争。

首先，吕雉继承发展了刘邦的土地政策，帝国中央政府把授田范围扩大到全体臣民。各级政府先统计刘邦时代得到口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给无地之人授予土地。全体国人被划分为六等，最高一级的“侯”可获得田地九十顷，最低级的“庶人”可以获得田地一顷，就连犯有轻罪的犯人也能在释放后获得半顷田。

吕雉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 均田 ”。其颁布的《二年律令》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个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 社会 实现了孟子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理想。这是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耕者有其田”。

其次，吕雉坚决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 十五而税一 ”，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为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授田政策执行了十年后，帝国的财富开始增长，但是匈奴只是隔三差五出来抢劫，威胁着帝国的安全，拒匈奴于国门之外，必须有强盛的经济；建设强盛的经济，必须不能有大的战事，让国人能够休 养生 息。对吕雉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悖论。

吕雉给出的答案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吕后三年末，官方铸币从“八铢”改为“五分”。所谓“五分”是“二铢四系”，相当于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货币贬值接近75%。

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匈奴主力终于退回了大漠。吕雉喘了一口气，动手收拾同姓王，是年，再次下令禁止“铸伪钱”。

据史书记载，吕后五年，吕雉将铜、锡合铸的“五分钱”改为铜、铅、铁合铸。铅和铁要比锡重很多，铸币含铜量急剧下滑。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则证明，实际情况比史书记载还要差很多，铸币的重量已经从“三铢钱”变为“一铢钱”，为官方铸币标准八铢钱的三十分之一。

三年内货币贬值三十倍，如此铸币减重，钱还是钱吗?但是，汉帝国经济没有因为通胀而崩溃。因为，吕雉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旧维持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所以，这位女强人才穷到不得不实行货币通胀。

吕后死后，刘恒登基称帝，是为汉文帝。刘恒成为皇帝时，情况更不乐观，全国改设五十七个郡，四十二个郡在诸侯手中。和自己的父亲刘邦一样，他只有十五个郡；不同的是，刘恒这十五个郡的面积更小。要想让诸侯听从命令，必须先有强势的经济，有了强势的经济才有可能征服诸侯。

结果，在经济建设上，汉文帝遇到了诸侯的强势挑战。刘恒登基后两年(公元前178年)，帝国小农的租税从刘邦、吕后时代的“十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即个人所得税降低为3.33%；十年之后，刘恒下令帝国十年之内免征“农业税”，“口赋”(人头税)也从一百二十钱降低到四十钱。有人估算，这个时代全体国人的整体税负降低到2%以下。在中国封建王朝 历史 上，这是一个“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低税收环境。

诸侯王要想对抗皇权，要想自己子孙继续封王，必须有对抗皇权的经济实力。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汉书》这样记载诸侯国当时的风气：刘恒登基后，诸侯国信奉治国之道在于清净无为，认为农人不被打扰自然就能安心耕作，很多诸侯都不再对农人收取钱粮，以博得国人支持。以吴国的刘濞为例，由于吴国境内没有农业税收，吴王刘濞才不得不靠煮盐、铸钱过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刘恒是在诸侯压力下才取消了汉郡内的农业税，此前，齐国、吴国、楚国均已无农业税。

皇帝和诸侯都不对农人收税，帝国财政靠什么运转，又靠什么维持自身统治?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也有很多人这样解释：文景时期汉帝国机构高度精简，一个县衙往往只有三至五个官吏，其余大家平时在电视上见到的衙役都是临时从富户子弟家里拉来凑数的。加之刘恒确实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在位期间皇室没有任何大型工程，他甚至舍不得花一百金修一个露台，因为这是十户小农的所有家产。

这是对的，在中国 历史 上，比刘恒更节俭的帝王大概只有王莽和此后的崇祯帝；但这又不完全对，因为钱绝对不是省出来的。刘恒时期，汉帝国的财政税收一点也不少，只不过进项不一样罢了。

为改变对诸侯国的经济劣势，刘恒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放开帝国的铜矿开采、冶铁业、山林采伐、工商贸易、煮盐业、畜牧业……民间可以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行业，只要你能赚钱!就连人主之权的象征——铸币权，刘恒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人人都可以自由铸币，只要你造的钱能花出去。刘恒治下的帝国政府，只给出了一个铸币标准：货币重量应达到四铢，货币形制应该是方孔圆钱；至于造成什么样子，那是铸币者自己的事情。

有了山川林泽的税收，刘恒再也没有兴趣关心吴王刘濞是不是私自铸币。无论民间铸币还是官方铸币，造出来的都是钱，民间铸币不但节约了官府费用，还能有一笔税收，何乐而不为?

刚刚萌动的汉帝国，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已经是“耕作三年，剩余足供一年用度”，这个所谓“耕三余一”的目标只在汉唐两代盛世曾经实现。

这位信奉黄老“无为而治”的皇帝，采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段对付同姓诸侯。他提出：诸侯死后不能由一个王子继承，国土要平分给所有儿子；没有子嗣的诸侯，在诸侯死后皇帝将收回封国。按照这个政策，对每一代诸侯来说，把土地平分给儿子并未直接减少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刘恒虽然看不到皇权统一，但是几代人下来，诸侯一定会像温水煮青蛙般被吃掉。他知道裁撤诸侯一定会给帝国带来莫大的伤害，所以，他才把不断忽悠削藩的贾谊放逐到长沙，把号称“才华横溢”的晁错弄去研究《尚书》……。

刘恒的继任者是汉景帝刘启，父子俩的风格完全不是一回事。刘启成为汉景帝后，第一件事就是起用刘恒时期的废臣——晁错(时贾谊已死)。晁错的治国思路，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活脱脱就是一个商鞅的再版。保甲连坐、重农抑商，甚至把几十万名农人发配到北部边境戍边…… 。

帝王追求绝对权力，是因为绝对权力有着绝对收益：消除了诸侯竞争，才能贪天下之利。帝王一个人并不能管理天下，所以，帝王抛弃了诸侯而选择了封建官僚。而与诸侯相比，封建官僚是一个更可怕的利益群体。

诸侯确实会危害帝王权力，广设封建官僚却会危及全体臣民， 社会 上下层之间会彻底丧失沟通机制。剪除韩信、英布等异姓王，皇帝手下的大臣都是急先锋。对消灭吴王刘濞的任务来说，也是如此。

吕后死的那一年，朝廷动乱，周勃、陈平等人废掉了少帝，刘姓诸王与吕姓诸王斗得天昏地暗。如果刘濞真的处心积虑想造反，这个时候不造反，反而选择二十年后国泰民安的时候起事，除非是脑袋坏掉了。

晁错是不会考虑这一点的，他只看到刘濞十多年不来朝拜皇帝，只看到刘濞的封国富甲天下，而富甲天下又没有他晁错的份儿。他没有想想，正是帝位上的刘启杀掉了刘濞最钟爱的太子。

面对帝国的财富，晁错只会眼红。虽然他从政多年，却一直被刘恒放在冷板凳上，根本没有处理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晁错认为，所有权力都源自皇帝，只要他一声令下，诸侯就该臣服，就该老老实实交出封地。

所以，晁错选择了一个毫无新意的方法对付诸侯：不准铸币。

晁错不准刘濞铸币，把吴国国富民强的结果说成谋反的证据，摆明了是想抢劫刘濞多年积攒的财富，让他彻底丧失与皇室谈判的筹码。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再出昏招，直接削去吴国的两个郡、楚国的一个郡、赵国的六个县。他认为吴王刘濞这帮人无论如何都会造反，与其如此，不如先发制人。

果然，吴王刘濞挑头，纠集六个诸侯起兵，要求“清君侧，诛晁错”，史称“七国之乱”。

这里不想记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帝国同姓王不再拥有税收权，也丧失了封国内的官吏任命权，留下的只是一个封号。当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皇权便开始主宰中国经济的进程。

经过吕后以及文景两代的治理，汉帝国经济变得非常繁荣。《汉书》记载，刘彻称帝的时候天下一派太平气象：农人家中粮食充盈，几辈子也吃不完；郡县府库的粮食全是满的，很多已经腐烂不能吃了；国库中存了几百亿个铜钱，很多穿钱的绳子都已经腐朽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为汉帝国武力击溃匈奴准备了强大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