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人理国”的贞观新政简简单单就是四条。一曰“去奢省费”；二曰“轻徭薄赋”；三曰“选用廉吏”；四曰“使民衣食有余”。不要太奢侈，赋税轻一点，选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吃饱穿暖，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以人为本”。

　　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重点就放在乡村。因为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所以贞观天子不但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关于民间结婚嫁人的，贞观天子也有说法，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应该“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当时是鼓励早婚的，到了年龄就应该鼓励他们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对已过丧期的鳏寡“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女的失去丈夫，男人失去妻子，到丧期满了之后，就应该让他们重新再组织新的家庭。同时皇上自己还以身作则，先后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年（628）年两次释放宫女出宫，“任其婚娶”，总数达三五千人之多。考虑到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现状，李世民这个举动，可以说是他在带头响应自己的号召，这些宫女在宫里显然是不能结婚，不能过正常家庭生活的，将她们放还民间之后，她们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组织家庭，生儿育女，而且裁减这么多人，宫里的花费也减少了，所以去奢省费首先是从皇帝做起，总宫女做起，真可谓一举多得。

　　应当承认，尽管“轻徭薄赋”已经成了“安人理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由于当时社会积累不够，所以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其实并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隋炀帝那种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我们曾经讲过，隋炀帝时期修长城、修运河，跟高丽打仗，几乎年年国家都有比较大的工程动作，所以老百姓始终不得安宁，调集的民工数字也是非常庞大的。贞观年间就用法律的形式对此进行了限制，《唐律疏议》特地规定：

　　“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意思是说，以后不管你是要修城池，还是要筑河堤，只要需要用人，就一定要造表，报告中央有关部门，得到批准以后才能行动，否则的话，根据你们这项工程，下面擅自作主调集的人力，就要对你们进行追究，而且追究刑事责任，按贪赃枉法论罪。

　　这就叫以法治国有法可依。赋税方面可能没有减弱多少，但徭役方面肯定是减少了，隋炀帝时代那种动不动就全民皆役全国皆役的弊政算是被革了命。

　　尽量不让百姓服徭役的目的在于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家里好好种田，朝廷的意思在于劝课农桑，让大家都致力于自己的本业，致力于农业生产。

　　自东晋以后，中原分裂，战火绵延，加之统治北方的多是马背民族，马背民族的特色就是崇尚武力，恃强斗狠，这样就对看起来很辛苦的农业民族很轻视，早已有之的天子亲耕籍田的古代礼仪也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现在，贞观天子又将这种古老的仪式恢复了。以帝王之尊，躬耕耒耜（leisi，古代一种类似犁头的农具，木把为耒，铁把为耜），皇帝以这种仪式亲祭先农，其象征意义当然远远大于实际作用，为了这种古代礼仪的恢复，贞观天子还特地颁布了《籍田诏》，大造舆论，到了那一天，自然是盛况空前。书上是这样记的：

　　“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由于这种礼仪已经多少年没有实行过了，老百姓都觉得很新鲜，所以在仪式进行时，老百姓都争先恐后的前去观看，因为多少年都没有见了，很高兴，同时也很吃惊，哦，原来是这样的。

　　隋末唐初，由于长期战乱动荡不已，好多人都已经不擅长、不喜欢、也不安分的待在家里种田了，所谓“不事稼樯、人多浮伪”，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人一个个的都不务正业，吊儿郎当，不愿意干正经事儿了，这甚至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以至于在当时，为了贯彻朝廷尽力农耕、劝民农桑的意思，地方大员要派出下属官吏，到处严加巡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就要把他抓起来，强制送回去进行劳动，“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这是地方大员交给属下的任务，可见当时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二流子有多么多，也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是多么浮躁、不安分了。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成了这样，对这种社会风气的治理当然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很快就见成效的，李世民也并没有以为，他以天子之尊，做完象征性的籍田以后就能怎么因，他依然不断地派遣使臣去各地劝课农桑，派出朝廷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专门去各地劝课农桑，并且皇上自己还亲自带头在他宫里的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用意依然在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