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高考40年

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之后，中国高考报考人数急剧下降，直至2014年起止跌趋稳。

伴随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总体的下降趋势，以及录取规模的持续增加，大学录取率逐步飙升。1977年录取率为5%，2016年录取率为82.15%，创历史新高。40年间，中国的大学录取率增长了16.43倍。

近年来，高分的考生越来越多。以北京为例，2016年高考600分以上考生共计11398人，占比高达18.6%，创历史新高。这是北京高考600分以上考生占比连续第四年超高10%。

出国留学已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局限于一个小圈子，而是变成一种新常态。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其中读本科者超三成，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

祖孙三代同答高考意味着什么？

郭树松：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通过高考，改变人生命运，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

王振力：高考对我而言是一次人生的升华。通过学习增加阅历、明确人生观、学到社会知识，这是对人整体素质的提升。高考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一座独木桥，是选拔人才的最好途径。

王颖昕：高考对姥爷、爸爸而言就像一个阶梯，他们跳上去了就能改变命运。但是，高考对我而言不是改变命运，考上大学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考上一所好大学能让我获得一个平台，有更多的人生选择。

而作为家里的宠儿，第三代人王颖昕高考填志愿时，在究竟要不要女承父业这个问题上，起初让全家有点纠结。“上网查到分数时是晚上12点，我爸和我讨论志愿到了凌晨两三点，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一来二去还是被第二志愿中国政法大学录取。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 法三代 。”2014年秋天，王振力和妻子送女儿去学校报到，而舅舅则开着车带着姥爷、姥姥等亲戚前往北京，车里装满了王颖昕的行李。到达学校后，一家三代“校友”在“中国政法大学”牌匾前拍了一张照片。

在大学包分配的年代，郭树松、王振力都被分配到邯郸市政法系统工作。和父辈、祖辈不同，王颖昕从一进大学就给自己个人职业做了相应的规划。“大一、大二好好学习专业，参加社团和讲座，大三开始准备司法考试还有研究生考试。”从姥爷到父亲，都很支持孩子考研，姥爷郭树松和父亲王振力都认为， “读这个专业，研究生学历，才可能找到个比较好的工作。我们上两代从没像现在竞争激烈。”

掌声又一次响起。郭树松被外孙女精彩的演讲从碎片的回忆中唤醒。几番寒暑，际遇变迁，半个多世纪里，一家三代人走进同一所大学，而那不同时空里的三次高考，将永远定格在记忆中，成为联系一个家庭命运的特殊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