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学是最近几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以一种“生命政治”的视角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新的阐释，并且提供了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范式，从不同维度呈现出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和运行机制。然而，在生命政治学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从马克思关于“人口”理论的论述中仍能看出基于资本逻辑的生命政治学的局限，进而可以从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其展开批判。

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界限

无论是福柯还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都将现代社会的兴起看作是一个生命政治事件，他们将始于17世纪、成熟于18世纪的生命政治学看作是现代性规划的另一种理论表达。就此而言，生命政治就与现代性处在同一历史进程中，而这是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审视生命政治学的前提和基础。

按照福柯的理解，生命政治意指生命开始进入权力和知识的历史，后两者共同开启了对生命的治理进程。因此，借助于生命政治概念，生命政治学得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和概念来描述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而作为生命政治学核心概念，“生命权力”首先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治理类型的出现。就一般的理解而言，生命政治学首先直接体现为一种治理技艺和治理类型的转变。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生杀大权”，生命权力就是国家承担对待生命的责任，生命政治学认为现代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生命负责，即如何“让”人存活。

生命政治学论域中的人口概念首先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从来都不分析人口的具体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此有过专门论述，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人口的阶级分析，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正是立足于作为抽象的人口，生命政治学对人口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由其所创立的“统计学”和“公共管理学”视域中，而缺乏具体的分析方法，比如阶级分析方法。因此，生命政治学的人口分析方法，非但不能完整而具体地描述人口的基本存在状况，而且还掩盖了人口内部的阶级因素，从而消解了社会内部的不公平。

生命政治学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

虽然生命政治学为分析社会存在提供了一些新的概念并开启了有效的新论域，但全面地界定其理论效应，不能仅从生命政治学自身的内容中分析，还应回溯到其历史和理论背景中，从而揭示其原初视域和基本旨趣，还原生命政治学的真实图景。纵观生命政治学的历史，福柯将其诞生框架锁定为自由主义，阿甘本将其诞生框架锁定为民族国家，虽然二者视角不同，但本质上都将生命政治的诞生定义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这就不难理解，生命政治学首先是与现代性的基本规划相一致的，同时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如果回避这个背景，生命政治学所倚重的那些主题和原则在本质上就难以得到揭示。

当然，上述分析同时也为我们重新审视甚至批判生命政治学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视角。无论是生命权力、人口、社会自然性还是治理，虽然在概念上是分析现代社会的工具，但其所产生的理论和现实效应却服务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我们在面对生命政治学时，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上。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澄清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前提和界限;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基点和旨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客观地把握生命政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