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集权主义理论

人类传播史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

代表：马基尔维利《君主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就必须严格制约自由讨论和信息的传播。”

这一理论的研究者赛伯特（F·Siebert,1956）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报刊是国家的公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大众媒介统一步调，国家才能顺利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交战状态的国家里，军人统治下），集权原则甚至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对报刊应严加控制和审查，对违反有关规则的应加重处罚。比如给予那些经过选择的驯顺的人以经营报刊的权利，实行颁发出版许可证制度，法院对违法(如叛乱罪、煽动罪、诽谤罪)者提起公诉，加以处罚，等等。研究认为，这一理论本身在当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被摈弃了。

Ⅱ、自由主义理论

这一报刊理论兴起于资产阶级革命年代，本质上体现着自有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

代表：

弥尔顿（Milton）《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观点的自由市场：不管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该让他在报刊上出现，自由讨论，有可能在讨论中在一定时代中错误有可能压倒真理，但真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取力量，最终达到谬误而重现真理的光彩。

约翰·米尔《论自由》，反对多数人的暴力：多数人有可能压制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压制少数人不同观点也是一种暴力。

自由论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三点：①个人权益高于一切，所为国家归根到底应用来保护个人权益。而个人权益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权利”。②之所以允许人们有言论自由，是因为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拥有判断正误的能力。③真理只有在各种意见展开“自由而公正”的竞争中才能产生，才能发展。

自由论坚决反对对新闻活动实施的任何形式的限制，倡导让新闻媒介随意报道任何事实，不受任何干预，畅所欲言，自由行事，为社会新闻受众提供尽可能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判断余地，从而使他们能够得出尽可能真切的结论。

Ⅲ、社会责任理论

1947年报告《自由与负责的报刊》(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T.B.佩特森，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

这一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也是“在传统理论上—个新思想的接技”。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全部蕴含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自由和负责的报刊》和霍京的《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的著作之中。鉴于自由报刊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招致许多批评的现状，社会责任论主张：传媒（报刊）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要不负公众的信任；报刊要“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能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天的消息。”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切实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该理论的研究者彼得森在落笔时既肯定了社会责任论正在日益兴盛的前景，也看到了它还有不够成熟、有待完善的一面。这无疑是个正确的。

Ⅳ、共产主义理论

在书中所论述的苏共理论，为集权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的集合体，由于当时处于美苏冷战时期，因此书中对此部分颇有偏见，一般为后人所遗弃。

威尔伯·施拉姆认为，这一理论既是集权主义的变体，也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它的根，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花园中看到它的茎。在施拉姆的笔下，苏维埃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被描述为：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不可分割；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党实现统一的工具、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传播者被强制性地要求承担严格的宣传责任；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传播者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施拉姆曾撰写过许多较为客观、公正的学术著作，但他在这一理论的分析上则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主观性和“冷战”色彩。麦奎尔（D·McQuail）的分析则冷静得多：“毫不奇怪，该理论并不赞成自由表达，但它建议传媒在社会上和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非常重视文化和资讯，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而且，“它在其祖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