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中元二年（57年），刘秀死于南宫前殿，享年六十二岁。他所开创的东汉王朝定“光武”二字为其谥号，刘秀遂以光武皇帝著称于史。在重新统一中国的基础上，刘秀开创出一个在历史上被称作“光武中兴”的时代，真正实践了“复高祖之业”的政治抱负，这同他的善于用人是分不开的。

刘秀有知人之明，识人之能，并善于在用人时扬其长而避其短。早在群雄竞逐，争战激烈，能征惯战的人大显身手，机谋权诈之士见重于世的时候，刘秀就把卓茂置于群臣之首，反映出他以贤才治天下的急切心情，也显示出他在用人问题上“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政治远见。卓茂为人宽仁恭爱，被称为长者，他又研习《诗》《礼》及历数，被称为通儒。西汉末，卓茂为密县令，后作京都丞。王莽做摄皇帝期间，卓茂借口有病，辞官归乡。刘秀即位后，首先派人寻访卓茂。找到卓茂时，他已年过古稀。刘秀仍旧特意颁布诏书：“卓茂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天下平定以后，刘秀更是格外注重擢用所谓的“忠厚之臣”“循良之吏”。而且早在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建武五年，刘秀就已着手先建太学，培养明经的官员，以充实官僚机构。对于功臣，虽然封赏优厚，除了确有经世治国才干的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几个人仍得参议大政外，一般都不再给他们以实权实职。他这样做当然还有别的考虑，但用人以长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

刘秀还经常借故下“罪己诏”，自称“无德”“不明”，鼓励臣下直言不讳，不喜谀辞。当臣下建议举行封禅泰山的隆重大典时，刘秀即反对说：“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欺骗天吗？”他还明确规定：“假如郡国派遣官员给我上寿，胡吹乱捧，一定处以髡刑，罚其屯田。”臣下有所谏争，他则虚心采纳。有一次宋弘看到宫中的屏风上都画着美女，刘秀又经常往屏风上看，宋弘立即气冲冲地批评说：“我未见过好德像好色一样的人。”刘秀马上撤掉屏风，并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刘秀从谏如流，由此可见一斑。

刘秀对人推心置腹，很是诚恳，马援对此很有体会。他曾是隗嚣部将，当时隗嚣曾经对臣服于刘秀还是臣服于公孙述，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派马援先入蜀见公孙述，再去洛阳见刘秀，实地考察一下。刘秀是在一间普通殿房中接见马援的，衣履也很简便。马援一到，他立即笑着迎上去，说：“您遨游于两个皇帝之间，今天能见到您，使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这同公孙述装腔作势，大摆皇帝架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马援不无感慨地说：“当今这个世界，不仅君选择臣，臣也选择君呢！我与公孙述是同乡，从小就处得很好，可我入蜀看他，公孙述却在阶、殿上列满持戟的武士，而后才宣我进见。我今远道而来，您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奸人，而简便到如此程度！”马援后来就归附了刘秀。刘秀以诚待人的突出表现，是他用人不疑，就是对长期专兵居外的将领也很少疑忌。冯异久镇关中，有人说他“威权达于极点，百姓倾心拥戴，称他为咸阳王”，警告刘秀应有所戒备。冯异知道后惶惧不安，立即上书解释，刘秀的答复却是：“将军对于我，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有何嫌疑，而有惧意？”刘秀由于信任将领，一般不给他们以任何牵制，使他们拥有很大的行军用兵的自主权。将领无后顾之忧，又不受掣肘，或攻或守，或进或退，都可相机权变，从容制敌，故能常获胜利。将领因此而感恩戴德，效命刘秀，密切了君臣关系。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刘秀对臣属很少以刑杀立威。消灭王郎以后，缴获不少文件，其中有不少是刘秀部下与王郎私下交往，并诽谤刘秀的书信。刘秀故意不去查阅，还令诸将把这些书信统统烧掉，其目的是让那些曾有贰心的人打消顾虑以自安。这反映出刘秀的气度确实不凡。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有宽容的态度，不予计较。就是有大仇，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能过往不咎。朱鲔坚守洛阳，刘秀派人劝降。朱鲔说：

“大司徒（刘）被害时，我参与了害他的计谋，又劝说更始（刘玄）不要派萧王北伐。我实在知道自己有很大的罪过。”刘秀表示“建立大事业的人，不忌恨小的怨恨。朱鲔现在若能投降，官职、爵位都可保留，又怎能诛罚呢？河水在此，我指河为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官拜平狄大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代”。刘秀始终没有报复。宽则得众。刘秀仅招降纳叛，就从其他营垒中接纳了一大批有经世致用之学和办事能力的文职官员以及马援、冯异、王常、耿况、寇恂、吴汉等东汉名将，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天下平定以后，刘秀不仅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戮功臣，还非常注意教育群臣遵守法令，慎终如始，有意保存功臣。这是他以宽柔待臣属的又一表现。

但是，如果官员不称职，或有重大失职行为，刘秀绝不姑息。王梁出任河南尹后，发民开渠，想把谷水引注到洛阳城下，再使其东泻巩川。但渠修成后引不来水，有人即劾奏他劳民伤财，王梁既惭愧又惶惧，主动上书请求免职。刘秀下诏说：“以前王梁带兵征战，众人称赞他贤能，所以把他擢拔到京师任职。建议开渠，为人兴利，但功不成，百姓不满，虽然得到宽恕，王梁却坚执谦退。‘君子成人之美’，故黜梁为济南太守。”刘秀虽然承认他过去有功劳，开渠的愿望也不错，对他的批评也很委婉，却毕竟给了他以降职的处分。而王梁因功而被擢典京师，又因渎职而被降职，恰恰说明了刘秀的赏罚分明。倘若事涉刑律，刘秀更是很少苟且，概不容情。曾任汝南太守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世为博士，颇富人望，刘秀也倚之甚重，征为大司徒。但当欧阳歙在汝南太守任上度田不实、贪赃千万的罪行被揭露出来以后，立即下狱，虽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在宫门口，请求宽赦，甚至还有人甘愿代他受死，刘秀仍坚决绳之以法，处死了事。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兴致一高，回城时已是半夜。上东门侯郅恽明知是当今皇帝在外叫门，他也仍旧据关不纳。刘秀没办法，只好转道，从中东门入。第二天，刘秀自知理亏，没有责找郅恽，郅恽反倒上书批评说：“从前周文王不敢贪恋游猎，怕的是万人担忧。陛下却远猎山林，夜以继昼，试问心里还有没有国家？”

刘秀认为郅恽言之有理，对他予以赏赐，并且罚了那个奉诏开关的中东门侯。

“强项令”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湖阳公主是刘秀的亲姐姐。刘秀因其寡居在家，格外怜爱。不想湖阳公主骄纵生事，纵奴杀人，地方官不敢抓捕。有一次，湖阳公主出游，杀人奴为其驾车，被洛阳令董宣中途遇见。董宣不仅对湖阳公主厉声斥责，还将杀人奴当场杀死。湖阳公主向刘秀哭诉，请他代为报仇。刘秀命董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过，董宣硬是不跪。刘秀命人按董宣头，董宣两手据地，仍不肯俯。刘秀很是感动，当场称赞董宣是“强项令”，赐钱三十万。湖阳公主对此很不理解，说：“文叔当普通百姓的时候，窝藏逃犯，隐匿死囚，官吏畏惧，不敢入门收捕；现在身为天子，怎么竟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治服不了呢？”

刘秀的回答是：“天子不与白衣（指普通百姓）同。”意思是说，皇帝比起普通百姓，更应受法律的约束。这当然是虚伪的。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但是刘秀懂得，如果他带头枉法，势必导致法大弛，危及东汉政权的统治。这说明，刘秀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是，他起兵反莽，芟刈群雄，完成统一国家的伟大事业；释放奴婢和罪囚，减轻刑罚、徭役和赋税，改善农民处境，缓和阶级矛盾；慎选官吏，裁汰冗员，赏罚分明，善于用人，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兴办教育，奖励名节，培养统治人才；提倡节俭，注重生产，兴修水利，发展社会经济，等等，又都代表着当时社会的共同要求。因此，刘秀称得上是一个对当时历史有着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