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太学作为古代教育的重要机构，在战国时期便有所发展。在太学中，学生的学习方法与游学方式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学生在校期间，有机会向社会名儒学习太学课程之外的知识。有时，甚至会受到朝廷命令，跟随名儒学习某一经典，如贾逵曾被章帝选为洪儒，为《公羊传》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八人教授《左传》。学生毕业后，也有机会继续游学他方，深造学习。

在太学中，博士授课往往采用大课形式，听课人数可多至千人，但也存在小课堂教学。因学生有较多自主时间，部分学生参与社会外交活动。然而，也存在个别学生被欺骗的情况，如东汉末年的晋文经、黄子艾二人，凭借才智在洛阳炫耀，伪托养病，拒绝接待宾客，导致士大夫们闻风而至。最终，太学生符融揭穿其虚假，司隶校尉李膺进行调查，证实二人实为轻薄之子，惨叹逃去。

太学中，学生有较多时间进行自学，拥有良好的自学条件。学生与学识渊博的博士及高才生相互交流，学术氛围浓厚。学生有机会与负有盛名的学者进行论辩，如服虔以《左传》驳斥何休的《汉事六十条》。当时，学生研读风气浓厚，很多学生思维敏捷，擅长论难。太学还为皇帝咨询国事提供了平台，博士、学生均可发表意见，有助于培养学生关心政治和国事的风气。例如，东汉桓帝时期，太学生刘陶多次上书陈事。学生在政治素质方面，常参与社会重大政治斗争，如东汉后期的二次党锢之祸，以太学生为主力的士人反对宦官的政治运动。

太学注重增加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如在皇帝举行乡社典礼时，礼生多以太学生充伍。学生采取单科结业方式，每完成一家经典的学习，需由博士主持答辩，严格遵循各经家法要求，讲求师承。答辩包括五十道论辩题，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者，皆视为错误。虽然对个别学生来说有些束缚思想，但在整个学业教育中，这有利于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和提高不同学派学术地位的保证。

在毕业分配方面，学生根据博士弟子成绩，即通经数量，随才而用。东汉末年曾规定，学习满两年，试通二经者，可补文学掌故；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年，考试能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年者，考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郎中满两年，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

总之，洛阳太学对传统教育既有批判，也有继承，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太学不仅在教育方法、学术氛围、社会实践等方面有所创新，也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学生通过太学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专业知识，还培养了关心政治、社会的责任感和批判性思维。太学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对后世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扩展资料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汉代始设于京师。汉武帝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