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艺心瓣

余学书，由先君发蒙，游于艺，则在弱冠。虽钟情于此，却难入门径，得挚友绍介，拜在余中英（号兴公）先生门墙，遂得渡书学之津梁，稍有成焉。

恩师四川郫县人，民国时期川军将领，其在军旅，然以儒雅著于世。书法诗词受业于清末监察史赵熙先生，绘画、篆刻则受业于齐白石老人。缘时代际遇，与张大千、徐悲鸿、谢无量等大家过从交往，砥砺艺事。因人艺清刚，饮誉巴蜀。

蒙先生师青睐，悉心教诲，书学由唐楷颜、褚、虞入手，识规矩，正手足。先生谓：“趁年轻，多习正书，壮其骨格，理同储蓄，备尔后不时之需也。体势不立，则不明书理，不闇笔法，不识阴阳向背，任笔为体，聚墨成形。朝学执笔，暮习行草，恐堕入油滑，终为俗格。若师古人，取法乎上，与今之名家堪称同门，所别，在显与不显而已；如师今人，取法者下，聊为今人之徒孙，志非高远，稍有不慎，则入旁门。”又道，“虽字有百日功，而书无百日功，积学而成。大凡草书有法，而行书无法，功夫在字外。”先生谓余要旨，大略其上，实可作书法备旨观也。

在先师督导下，以楷书奠定基础，上溯北碑，探源汉魏，小楷宗王右军《黄庭经》及钟元常等。已立规矩，而溢为行草。行书发轫于《怀仁集圣教序》，于颜鲁公书用功较勤，兼及宋四家意趣，求同脉异派，共树分条之效。草书服膺大王《十七帖》，体味提按转折之机杼，转辗《智勇千字文》、《书谱》等。先师授徒，启发为主，示范次之，功用于开启后学心灵，不拘一格，因材施教。追随先师十三载，获益非浅，余以为，所获并非简单的笔墨技巧重复，而是人格的驯化，人品之独立，即书品之独立。深感书法的学习或谓个人风格的形成，绝非朝夕之事。这一切，务须建立在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发心”的认同与践行，“发心”的认同，则为追求艺术之自觉动力。离不开中华沃土的深厚氛围，更不能摒弃汉字和书法几千年的积淀，不同的形质与基本框架及文化属性。汉字，是中华民族一切文明的源头，及书法创作直接的依据和唯一的载体。剥离了汉字的形、声、意，肢解了其载体，则悖离了汉文化本源，内核荡然无存，书法艺术，夫复何言？

两周金文、秦篆汉隶、魏晋风骨、六朝墓志、唐人楷书、宋人行草的产生和发展，无不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应运而生，因代而立，交相辉映。尽管不同的时代存在着审美理念的差异，但汉文化属性却贯穿始终，相济而不相非。它是上下几千年，我们先哲之心血与智慧的凝聚，岂可轻言放弃。就书体分类而言，篆、隶、楷、行草书体的确立，其本身就深刻地展现了汉字在不同阶段的创新，并服从于社会实用与审美需求的多元性，体现了中华文化“圆融无碍”的包容性。这种文化现象，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文字所无法比拟的。况乎碑帖二宗，浩如烟海，一个书人，穷毕生之力，也难尽善其美。因此，悖离了中国文化本源的花样翻新，即等同于任何人可玩弄于掌股之间的一种游戏，亦无艺术可言。窃以为，当代书法的创作与发展，所缺失的不是创新，而是对经典的深入、继承。

书法的学习，只有循其矩、明其道，结合自身真实的审美需求，择其善者而师之，在“否定之否定中”渐入佳境。

跻身此道，五十春秋，冷暖自知。展览于我非为艺之旨。书法于我，既是一种生命之寄托，也是获得愉悦之乐事。立足当代，以平常心，写平常字，此余之信念。过耳顺之年，得宗性上人及宗华法师等大德勖勉，庚寅正月在成都文殊禅院举办第一次个展，有感于斯。草此简章，命之书艺心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