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弹琴，这听上去并不是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情。直到很多年后，如果有人问起，我只能说：“是的，我会弹琴。”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技能，与会游泳、会写字、会说英语一样。

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油田小镇，从爷爷辈的第一代油田人建起它，到所有人在我十来岁时陆陆续续搬离，那里都是相同的模样。小镇自成一个“王国”，我和我所有的同学一样，在小镇医院出生，在小镇中间的幼儿园玩耍，然后从一样的小学读到高中毕业。所有人似乎都认识所有人。

那时，小镇上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外界的事物。我妈妈，为了让我接触到“高贵”的事物，决定让我学琴。那年，《茜茜公主》的电影刚刚热播，存留在她内心深处的公主梦，被描绘得倍加诱人，但在我十来岁时，这样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

“弹钢琴”就是妈妈心中的公主梦。那年我四岁半，幼儿园肄业，被“夹带”进小学学前班，坐在小课桌前，脚还踩不到地下；妈妈29岁，和爸爸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三两百元。家里存款两三千，一架钢琴怎么说也要近万元。

妈妈说服爸爸，两人开始频繁地坐公共车去银川看琴，直线距离近100公里，那时候柏油路都还没修好，单程近四个小时，道路坑坑洼洼，路两边是连天的戈壁、露天煤矿和零零星星的土坯房。这条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又走过无数遍。

随着钢琴搬进家门的，是一些铁律：所有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每晚七点到九点固定练琴两个小时。妈妈会坐在我的旁边，从开始的音阶，到每一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和节拍，全程监督。中途只能上一次厕所，喝水一次，时间严格固定；弹错音会打手。从钢琴进门到我初中毕业，每天最少两小时，几乎全年无休，重大考试、比赛前练琴时间会尽可能延长。

10年周而复始，一直到我考完业余10级的考试。许多孩子一路学到五六级就放弃了，他们曾是我妈妈买琴的动力。但妈妈带着我，一路考到我能考的最高级。在小镇上，会钢琴的成年人，也就是学校的三两个音乐老师，自己都远谈不上专业，怎么教小孩呢？只有去市里。百公里的土路，单程近四个小时。

银川的钢琴课每周一次，周日早晨七点整，妈妈拖着我坐上去市里的公交车，为了省钱，只买一个座位，客满的时候就一路抱着我。中午将近十二点到银川南门老汽车站，坐3块钱的人力三轮车，半个多小时到文化街的歌舞团大院，下午四点原路返回，晚上到家早已天黑。路上的近八个小时只为一个小时的“专业课”。下课之后，母女俩同吃一份“露露快餐厅”的5元餐，当年它的对面还是新华照相馆。

在往后的很多年中，每当有人问我“你喜欢弹琴吗？”“喜欢。”这个答案就只是说给妈妈听的。怎么会有小朋友喜欢这件枯燥、乏味又痛苦的事情呢？那时候的我着实难以理解。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会被反锁在家里，要完成当天的“任务”。有时候只是锁一个晚上，寒暑假的时候会是一整个早晨或者下午。虽然寂寞，却是我难得的休闲时间。

在闭锁的空间里，我弹五分钟琴，转悠五分钟，翻翻童话书，和自己说说话。电视是不敢看的，因为电视机会热；玩具也没什么好玩，拆来拆去不过就是那么几个。有时候，妈妈也会很温柔——巴赫的曲子太难，考级又非要考，我学得太吃力，妈妈也会抱怨，“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人写出这么复杂又不好听的曲子。”两个人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读”，好不容易弹顺了，都会觉得如释重负。

在往后的很多年中，每当有人问我“你喜欢弹琴吗？”“喜欢。”这个答案就只是说给妈妈听的。怎么会有小朋友喜欢这件枯燥、乏味又痛苦的事情呢？那时候的我着实难以理解。

高一时，我有机会在全校同学面前弹《悲怆》。下面很吵，所有人几乎都在聊天，对于我的曲子似乎毫无兴趣。我记得自己还化了妆，一直很紧张，感觉每一双眼睛都在批评自己，感觉总有某一个乐句我没有处理好。这种感觉很糟糕。事实上，那天难得地没有出错。

后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妈妈，我发现学校的钢琴放在什么地方了！竟然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晚上偷偷去弹琴，合唱团的师姐问我，要不要来合唱团当钢伴，我想去呢！”“妈妈，学校钢琴比赛，我进复赛啦。”“妈妈，钢琴比赛我被刷掉了……有个师姐弹了肖邦那首特别难的练习曲，好好听啊！”“妈妈，我在教会当了司琴。有人在教堂结婚，我弹了婚礼进行曲！”……“妈妈，公司附近的琴房都好远，我好久没去了。”“妈妈，我想弹琴。”在我意识不到的某一年的某一刻，我忽然和以前的生活和解了。

我无比感激童年的每一首钢琴曲的学习——从维也纳古典乐派到浪漫主义，让我在往后学习文学、艺术、历史中，不断彼此影响和融通；感激童年无数枯燥乏味的练习，让所有的技巧成为我的肢体与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感激那些独自在家的日子，让我早早地不那么惧怕孤独和别离，并在往后的生活中一直充满浪漫与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