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禹廷自治理论的出发点，是强调中国农村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且正日益衰落，无论是富农还是贫农都在急剧破产，只有大穷、小穷之分，而绝无严格的阶级之别。彭禹廷说，我们全县六万多家，没有一家不苦，这都是十多年来土匪、匪式军队闹的下场，不过有大苦小苦之分罢了。所以，中国农村社会只有大穷——贫雇农；小穷——大小地主之分，而无所谓阶级，无论是地主、富农，还是贫雇农都是处于土匪、洋匪（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压迫剥削之下的穷苦者而已。在反抗这些压迫者的斗争中，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基于这种认识，彭禹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治理论。他认为，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世界革命的风潮中涌现出了三个伟大人物——列宁、甘地、孙中山。他们都进行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拯救人类的伟大事业。但他们三人进行斗争的方法有所不同。甘地身处殖民地国家，他采取了不抵抗不合作的办法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是由印度的国情所决定的。俄国的列宁采取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急进的办法，而孙中山则是采取了三民主义的办法，是缓进的。彭禹廷曾说过，欧美式的代议制度，我国试验失败了，代议士都成了猪仔，没有一点成绩，中国是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路，我们是农业社会，原来就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路子，用不着共产，也就更谈不上走共产主义的路。因此，彭禹廷在三个伟人采取的办法中，选择了他认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三民主义。救中国必须走三民主义的路，救镇平自然也要走三民主义的路。他依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了“缩小的三民主义”，即“地方主义”或称“自救主义”，根据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提出了“自卫、自治、自富”的三自主义。彭禹廷自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地方主义”，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力图通过地方自治，以自卫、自治、自富为手段来拯救农村，拯救中国，最终实现三民主义。

地方主义，彭禹廷称之为“缩小的三民主义”。他认为，孙中山提倡国民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工具的，我们的地方革命既然是由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来的，我们的主义，自然也离不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我们整个地拿来运用，似乎不甚相宜，所以，我们必须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缩成一县的“三民主义”，拯救镇平，非研究镇平的三民主义不可。